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给予“讲故事”以非常高的评价，称人类讲故事的“虚构”能力才是文明发展内在的动力。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每个年代都有占据主导的故事版本，有时是宗教，有时是科学，那么当今占据主导地位的故事是什么？在加拿大批判通识作家迈克尔斯看来，这个答案是“经济语言”。

经济语言具体体现为，在个体层面，人们都默认自己的行为动机是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的利益，且每个人都能精准地理解对于自己来说的最大收益是什么；在群体层面，不断强化对市场逻辑的肯定，并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理解为纯粹的市场竞争关系。迈克尔斯认为，经济语言对我们理解世界固然有所助益，然而当它日渐成为一种不仅占据主导地位且变得“单一”的文化，诸如工作环境的不稳定、公共福利部门开始追逐私利乃至艺术的庸俗化等种种问题就出现了。当下中国社会常常讨论的“内卷”现象，也是问题的一种表现。

迈克尔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创造一种与单一文化相对的“平行结构”，在依然与社会结构保持连接的情况下寻求改变。相对于他犀利的分析，这种对解决方案的构想似乎显得还是有些过于乐观。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难逃单调》，有删改。

《难逃单调：当人遭遇经济浪潮》，作者:[加]F.S.迈克尔斯，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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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摆脱经济语言的单一文化？

单一文化使我们的经验与期待向经济故事靠拢，生活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正如生物多样性反映了许多生命形式与生态系统的健康，价值多样性也反映了我们的各种生活“方式”与社会系统的健康。一旦失去价值多样性，我们也就丧失了在经济领域以外表达自我的能力。我们失去了曾在某些生活领域使用的“语言”——家庭与人际关系的语言、自然世界的语言、艺术与精神层面的语言、卫生与健康的语言、公共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语言。经济语言取代了这些语言。

但语言不是中立的。以经济语言来讲述我们所有的故事，最终将改变故事本身的意义。正如语言建构了我们的思想，而我们的思想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单一文化也开始改变我们的决定与生活方式。

随着单一文化的成长，我们也失去了价值多样性以外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存在于市场之外、存在于经济故事疆界之外的创意。这类创意不只表现在艺术上，也表现在科学、关系、精神与其他事物上，可以说我们生活的各层面均存在着创意。

想象有两个圆彼此重叠了一小部分。其中一个圆代表你的创意，另一个圆代表经济故事里的市场世界。两个圆重叠的区域代表创意在市场世界里获得的经济成功。经济故事说，两个圆重叠的部分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能生产出人们愿意购买的东西才叫创意。事实上，这两个圆不可能重合，但在经济的单一文化中，独立于市场之外的创意通常被视为不值得追求。

在经济的单一文化中，为了好玩而尝试各种观念与事物，甘冒创意风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其危险性都在不断提高。无效率、浪费与市场失灵——也就是位于重叠区域之外的创意部分可能面临的问题——的风险高得让人难以承受。因此，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每个领域的创意都将局限在两个圆的重叠区域内，也就是两个圆的交集部分，这里可以获得最多人的认同，也会吸引最多人购买。

然而历史显示，重要的创意发明往往来自游戏感，产生创意的人并未预见到自己的成果可以在市场贩售。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年出生在纽约市，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原子弹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战后，费曼曾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教书。年，他因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研究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作为一个科学家，费曼在不同时期还曾是故事大王、艺术家、邦戈鼓手和密码破译专家。费曼的思想天马行空，他喜自辟蹊径，且从不固执，求知欲极强。他很爱恶作剧，但往往只为点出世间许多荒谬之处。曾有一段时间对物理学感到作呕。他记得，物理学之所以吸引他，是因为当初他抱着游戏精神，他钻研的全是自己感兴趣、能让自己沉迷的部分，他完全不管自己的研究是否在科学界具有重要意义。在发

现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之后，费曼决定重拾初衷，只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只为了让自己开心而再次玩转物理。

理查德·菲利普·费曼(RichardPhillipsFeynman，-），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年，因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某天，费曼在学校餐厅看见有人闲来无事，把盘子抛到空中玩。他注意到盘子往上的时候会摆动，而盘底校徽转动的速度比摆动来得快。费曼觉得好玩，于是开始思考摆动的方程式。他的同事承认这些方程式很有趣，但质疑它们的重要性。费曼轻蔑地说，不管怎么样，这些方程式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研究只是为了好玩。渐渐地，他又重新燃起对物理学的热情。他说：“抱着玩心来研究物理学比较容易，那种感觉就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不费力地自己流出来。我差点就失去这样的感受！我做的研究并不重要，到了最后，重要性却慢慢浮现出来。我能获得诺贝尔奖，最初的源头就是我很无聊地对摆动的盘子产生兴趣。我对物理的热情回归于我。”

这种无所为而为之的创意，单纯为了趣味而产生的创意，在单一文化里是充满风险的举动。如果创意观念与市场成功的联结并非一目了然（罗琳的第一本《哈利·波特》小说曾吃了十几家出版社的闭门羹），那么单一文化就会反对这样的创意。大家都遵循相同的模式，因此衍生出规避风险、因循苟且与故步自封的心态。结果，有趣、美妙而优雅的创意观念或创意表现如果缺乏市场前景，就很难获得发展或寻得支持。

从事个人喜欢的工作，不理会他人的想法，从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创意，也需要独立精神的支持。约瑟夫·坎贝尔约瑟夫·约翰·坎贝尔（JosephJohnCampbell），美国神话学家、作家、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他的研究工作涵盖诸多人类经验的面相。坎贝尔的巨著《千面英雄》讨论了全世界神话故事的英雄旅程与其转化过程。此书出版之后，坎贝尔的理论被许多现代作家和艺术家有意识地运用。他的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加以概述：“从你所好。”相信，如果你追随内心的喜悦，“你将走上一条早已存在的等待着你的道路，你将过着你应该过的生活……追随内心的喜悦，不要害怕”，他说，“虽然你不知道道路通往何处，但一定有一个地方，会有一扇门为你开启”。

然而，独立精神却被单一文化的整合要求所阻碍。如果你接受单一文化，相信自己是他们说的那种人，相信世界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那么你就丧失了开创自己人生的自由与能力。创造不同的故事，而非只局限于经济故事，你在面对生活挑战时就能发挥创意，能表现出真正的自我。单一文化只专注于一件事，它坚持认为，经济价值与经济设定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无论这些问题是精神的、政治的、思想的，还是关于关系的。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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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顺从单一文化的压力会遭遇损失，但顺从的代价更大

要求我们顺从单一文化的压力并非崭新之物。这些压力其实非常类似于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意识形态社会里的居民所体验的压力，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把这种现象一一描述出来。

哈维尔表示，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里，你必须接受一件事，那就是自己必须根据社会的价值与设定来行动。如果你拒绝与社会一致，你会惹上麻烦。你会遭到孤立、疏离，你会被当成唯心主义者而遭受指责，或者被认定为不合群而受到轻视。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而你也照着做了，但重点是“让人知道”你正在做。哈维尔说，你必须跟别人一致，才能生活下去。你必须跟别人一样，承认某些事一定得这么做，你才能过日子。如果你无法依照大家期望的方式行动，其他人会认为你的行为异常，认为你生性高傲，自以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自以为能离群索居。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让你跟其他人产生幻觉，把应然当成实然，把自己听到的故事当成理所当然。他们经年累月反复宣讲这套故事，最终每个人都相信且讲述同一个故事。

哈维尔说，事实上，这个故事并非理所当然；这个故事的目标与生命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鸿沟。生命的发展是多元与多样的，生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而系统则要求一致、统一与纪律。哈维尔说，系统“是个表象世界，却企图充当现实”。这个表象世界靠着自动驾驶运作，它渗透且塑造了整个社会。表象世界部分是稳定的，但也有部分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建筑在表象上。生活在表象世界里，你不需要相信它，但你必须装出与它一致的样子。

有时候，整件事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坏处，你可能耸耸肩说：“跟表象世界一致有什么不好？”哈维尔说，于是，你接受了游戏规则，成为游戏里的玩家，游戏成立。然而，与表象世界一致的模式也让你规避真实的自我，你通过僵化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联结起来，而这个意识形态创造了幻觉，使人误以为事物的本质是人类与宇宙秩序的自然延伸。哈维尔说，一旦接受表象世界里的生活，你就开始“活在谎言里”。这最终会造成巨大的人性认同危机：为了在系统里存活，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脱离表象世界的代价是昂贵的，因为你的行为造成的影响远超过行为本身。当你打破表象世界的规则时，你显示了人可以活在真实里，无须活在谎言里。因此，任何与社会不一致的行为都必须被除掉。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市场在高等教育中扮演的角色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以市场语言加以表达，也就是必须在语言中提到货币”。举例来说：“聪明的水手能调整船帆，利用风力前往他想去的地方……而这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把握的可能性与面对的挑战：调整船帆，乘着市场的风，增进我们的工作绩效与……改善我们的生活。”

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剧照。

别忘了，经济故事说，人是理性的，人愿意采取行动最大化自己的最佳利益。身为理性的个体，你会采取能实现自身目标而且所需资源最少的行动。坚守信念显然要比什么都不说与什么都不做成本更高（你也有可能水波无痕地沉入池子里），在经济故事里，坚守信念绝不符合最佳利益。相反，符合最佳利益的做法是愿意低头，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更不要破坏现状。

然而，在人生关键时刻坚守原则却是最符合人性的事，也是人性时时驱策我们去做的事。因此，虽然就经济价值与设定来看，计算与选择最低成本完全合乎理性与逻辑，但合乎理性并非人生的全部。奥斯卡·王尔德说：“人生的致命错误并非源自人的不理性；相反，不合理的时刻很可能是人生最棒的时刻。致命的错误往往来自人的逻辑性。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换言之，无论你如何生活，人生都要付出代价。生活在经济故事之外，成本是昂贵的，但生活在经济故事与单一文化里，我们依旧要付出另一种形式的成本。当我们一度珍视的本质——如真、善、美、正义——沦为达成经济目的的工具，并且接受单一文化的生活时，我们就被剥夺了更高层次的人性需求。当更高层次的人性需求无法满足时，我们就会产生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谓的超越性病态：“灵魂的病态。”

选择并不容易。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要遵循单一文化，与经济故事保持一致，还是从定义我们大部分文化内容的经济故事中自我放逐？换个问法：如果人生无论如何都要付出代价，那么你为什么不做自己喜欢的事，说自己的故事，贯彻你内心深处最深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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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结构”：如何可操作地拓展生活更多的可能性

要超越单一文化，不是通过特定的活动来达成。哈维尔说，一开始要离开经济的表象世界，采取的做法很可能是“不”做某些事——不做他人预期的事，不满足他人的需要。然后，你逐渐以低调的方式，去过符合自己内心深处价值的生活，而不遵循单一文化的有限价值。你开始有意识地做出自己的决定，也更有决心地敞开胸襟，去接受不同生活领域的不同价值。

当你开始遵循内心深处的价值来生活，不去理会单一的经济价值时，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你的行动会产生更有系统、更有条理的结果，哈维尔称这个结果为“在社会上过着独立的精神、社会与政治生活”。这里的独立生活并非与生活的其他层面隔离开来，而是在摆脱经济故事与单一文化后拥有的高度的内在自由。独立的生活几乎可以用任何形式来展现。你不需要自主地放弃手上的任何事物，也不需要直接前往能超越单一文化的地方。独立的生活可以包含在你做的任何事里，你在的任何地方，以及你刚好已经踏入的任何活动领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独立生活自然而然开始组织成某种形式，逐渐产生哈维尔所谓的“平行结构”。哈维尔说，平行结构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努力争取自由、真理与尊严的过程——它是真实生活的具体表现。平行结构让你有空间过不同的生活，从真实的人性需求中成长。你在生活中回应的是由下而上的需求，而非由上而下的指示，因此你的发展是有机的。

平行结构不是反文化结构；平行结构之所以被称为平行，主要是因为这些结构与单一文化“并存”。即使你参与了平行结构，你仍然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通过既有的经济结构与价值系统，来与单一文化的表象世界产生联系。与此同时，你的日常生活也不可避免地持续与经济故事互动。尽管如此，我们有具体的办法来超越单一文化中的经济故事的价值与设定。有三种这类的平行结构：慢食运动、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Alexander），建筑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终身教授。的模式语言，以及马歇尔·卢森堡的非暴力沟通。

粮食是生命不可或缺之物。根据经济故事的说法，粮食代表市场。买方希望以最少的资源购买粮食以满足自身需要。卖方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这样他们才能卖得更多）尽可能将手中的粮食卖出；卖方的生产力与效率越高，就能获取越多利润。经济故事说，当粮食市场达到最佳效率时，供需就会均衡；卖方不会生产无法出售的东西，而买方不会购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这种效率可以避免人们浪费资源，资源是稀少的，因为资源再怎么丰沛都无法满足人的欲望。当市场与市场竞争遍及全世界时，就可以达到最佳效率。

经济单一文化把这项原理运用在粮食上，认为我们在种植与生产粮食时应尽可能提升效率与生产力，与此同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粮食的准备与食用上。从单一文化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农业是合理的。它有效率。通过工业化农业，我们食用的东西几乎都能大规模生产——从鸡与鸡蛋，到牛与猪、鱼与蔬菜、玉米与小麦。在大量生产下，我们发展出规模经济，使我们以低廉的价格生产大量粮食。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凡是能增加粮食生产力，降低买方的价格与不便，以及增加卖方利润的工具和方法，都是正面的，至于这些工具和方法是否包括使用杀虫剂，将动物拥挤地圈养在笼子或畜栏里，发展养殖渔业，开发基因工程或申请种子专利，则不是经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