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世界变局

序言：近身的世界

脆弱的新共识

中篇·欧美风云

弹劾与分裂

新的雄心与危险

下篇·思想前沿

面对全球气候紧急状态

优绩主义的陷阱及其教训

资本主义的未来

序言：近身的世界

告别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德国在11月举办系列纪念活动。福山在柏林墙遗址前接受《德国之声》采访，他对“历史终结论”毫无悔意，并坚信“推倒柏林墙的精神长存”。云集的欧洲政要们在谈论“冷战终结”的意义，而与此同时“新冷战”的言说已经甚嚣尘上。已经终结的历史斗争似乎正重新开启。

可是“End”一词不只是“终结”还有“目标”的涵义。福山自己说过，他也是在双重意义上将这个词写入他的书名，因此“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历史目的论”。黑格尔和马克思相信，时间是一个矢量，世界历史有其方向，终将达成人类共同的目标。福山只是这个思想传统晚近的继承者，他认为在历史观的意义上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声称这是中国人不太容易误解他的原因（可是他偷换了马克思确定的最终目标！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喜欢他）。现实进程中的历史“故事”远未终结。但福山的问题是，我们何以能就此断定世界历史（人类的故事）不会有共同的目标？

因为共同的目标依赖于汇聚或趋同的经验证据，福山曾坦言他受到上世纪中叶“趋同理论”（convergencetheory）的影响。但当下的现实世界遍布着汇聚的反例：英国脱欧、美国退守、WTO上诉机制失灵，NATO成员争议四起，经济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勃兴、分离主义、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汹涌、贸易争端的加剧，以及全球化的衰落（似乎只有中国仍然积极推进全球化，并畅想人类的共同命运）。的确，在过去的一个年代，我们见证了历史方向的逆转，分裂与离散开始主导时代潮流。人们讲述着各自不同的“小故事”（历史），而“大写的历史”及其目标似乎已消失隐匿。

政治理论家沃尔夫（AlanWolfe）在《新共和》发表书评，为福山的新书《身份认同》

Identity

（）

而惋惜，断定这是昙花一现的著作。他赞叹三十年前的那部名著，称之为“大观念”之作，虽然论点错误，却石破惊天、足具份量。正如马克思哪怕错了，也不会是“次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沃尔夫哀叹当下缺乏大观念著作，期盼那种能在纷乱谜团中为人辨析引导性线索的作品。

但大观念之作再次出现了。 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Milanovic）在9月出版新著《唯有资本主义》

Capitalism,Alone

（）

，阐述当今世界已汇聚在同一经济体系中，它的语汇成为世界各地的通用语言。米兰诺维奇的论题像是打了半折的终结论，砍去了福山版本中的自由民主制，留下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的框架。他论证指出，目前最主要的冲突与竞争汇聚在这个体系内部，只是发生在其东西两种变体之间，“自由优绩制的资本主义”（liberalmeritocraticcapitalism）以及“政治的资本主义”（politicalcapitalism）。两种形态都有各自特点的缺陷，但处在同一体系之内，它们共同的演化将塑造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历史。这个体系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利润，但在社会平等和道德状况方面相当令人堪忧，这正在侵蚀健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政治理想。或许，目前的现状只是通向更好世界的道路中一段崎岖坎坷的阶段，正如十九世纪粗鄙资本主义的改良过程。但这种进步可能没有历史必然性。

Capitalism,Alone

封面

姑且不论他使用的范畴是否恰当，米兰诺维奇在分裂与离散的潮流中提出了一种汇聚的论述，这与人们的现实感大相径庭。我们熟知的常识是“冲突导致分裂和离散”，“共通才会汇聚和融合”。这位经济学大师似乎缺乏常识。

然而，人类的大历史恰恰（主要）是一部“冲突而汇聚”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一个“经由冲突、达至共通、终于汇聚”的故事。这是林肯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的故事，也是欧洲经由二战、战后和平进程、最终走向欧盟创立的故事。

当下的冲突与离散趋势，恰恰因汇聚本身而起。全球化过于迅即、也过于紧密地将原本相距遥远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纳入同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体系，可称之为“近身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地球村”（麦克卢汉只说对了一半），而更像是“地球城”，汇聚的人们来自不同的“村庄”，带着千差万别的方言、习俗与信仰。差异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这是许多人偏爱城市的原因），但也埋伏着冲突的隐患。

疏远的人们可以漠视差异，在遥遥相望中和平共存。但在近身的世界中，彼此迂回和缓冲的灰色地带大大收缩，差异更可能引起分歧，矛盾难以调和，冲突容易加剧（从前完全无法想象，某个运动员的一条推文就足以激发抗议和反弹，掀起一场话语对抗的风暴）。于是，“脱钩”成为一个似乎现成的选项。

但我们很难离开这个近身的世界，或者付出的代价不可承受。正如厌恶城市的人们在踏上返乡之路后，很快会发现记忆中的乡村已面目全非，越来越深入地被织入了城市之网。无论在积极或消极的意义上，相互依赖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加深。在米兰诺维奇看来，这是 仅存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离散并不是汇聚的反题，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因此，“受不了你，却离不开你”（Can’tlivewithyoubutcan’tlivewithoutyou）这句流俗的台词正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侧影，我们完全可能只是处在“冲突而汇聚”的曲折进程中。是的，历史是有方向的，但并不直线前行，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这样说。

但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不会同意。他相信冷战之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只是“大幻觉”（TheGreatDelusion），至多是短暂间奏，世界再次回归冲突的时代，这是政治的常态。这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声称，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每一次交战中，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获胜。他甚至提出了哲学论证：自由主义失败的缘由在于其个体主义的哲学基础，但这是错误的哲学，因为人类“天生就是社群动物”（他邀请了亚里士多德来点赞），必定依赖于共同体而生活。

不过，按照这位理论大师的“政治哲学”，人类至今还会生活在宗族、部落至多是封建王国的政治社群之中。对于部落人而言，民族国家（更不用说欧盟）完全是妄想的乌托邦。如果人类可以突破部落，走向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那么为什么“想象”必定到此为止？为什么民族国家是政治共同体 和最终的形式。米尔斯海默对当下国际冲突的洞察并没有错，但这是依赖特定时代条件的历史政治学解释，本不必用半吊子的哲学伪装成一个“大观念”。

《大幻想》封面

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在经验意义上呈现出离散与汇聚的双重性，或许很难断言哪一种才是大趋势。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方向？说不定古人说的对，历史是循环的，而历史的线性进步只是启蒙哲学家的幻觉。但是，今天让人们汇聚的力量不只是美好事物的吸引。全球气候危机，极端主义势力对安全的威胁，高新技术发展的多种挑战，以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所有这些都不是民族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汇聚不必因为彼此喜欢，而是因为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这要求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那么，“新冷战”是无可避免的吗？有人相信甚至期待“注定一战”，因为《左传》早就说过“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是，后来陆九渊又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传统智慧是如此丰富，让离散与汇聚都会有据可循。但如果米兰诺维奇是对的，如果双方已经处在同一体系之中，那么“新冷战”将是一场（与旧冷战完全不同的）“世界内战”，这大概需要在哈贝马斯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k）的框架中才得以恰当理解以及应对。

未来会怎样呢？中国智慧也穷尽了不同的可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高明的见解。但罗贯中没有读过《人类简史》，看不清长久而缓慢的变量。在大尺度历史的研究考察中，赫拉利（YuvalNoahHarari）发现“合久必分只是一时，分久必合才是不变的大趋势”。

脆弱的新共识：美国对华战略的分歧

“你听到的撕裂声，是两个巨大经济体开始脱钩的声音。”名作家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感叹着。他曾期许一个不断“变平”的世界，而今却惊讶于它日益醒目的折痕。《金融时报》将“脱钩”（decoupling）选作年度词汇，因为“美中关系的蜕变可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FT年度词汇

变迁的节奏出乎意料的迅即。“新冷战”之说不久前还像是可疑的传言（一年前BBC文章的标题称之为“耸人听闻”），到了年已被许多论者当作既定的事实。

“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发明者弗格森（NiallFerguson）教授坦言，“在短短一年间，美国人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恐惧骤然上升。曾经只是少数危言耸听者的立场，现在成为华盛顿的新正统。”他3月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文章，反省自己“读了太多的基辛格”（作为基辛格“钦定”的传记作者），而忽视了老朋友艾利森（GrahamAllison）教授警告的“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注定一战”的前景。他相信，“虽然我们未必注定要打一场热战，但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

他12月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正式宣布：“中美国”所描述的伙伴式共生经济关系已不复存在，第二次冷战在年已经开始。他认为，新冷战未必是坏事，肯定好过默许对方接管世界，而且还有可能缓和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至于美国能否再次赢得冷战，弗格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今天中国带来的挑战远非昔日的苏联能够相比。他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

面对剧变的节奏，聪明的弗格森凌乱得露出了机会主义的底色。而矢志不移的理论大师米尔斯海默则如少年般容光焕发。从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问世以来，他一直几乎孤独地呼喊着“狼来了”，十八年之后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狼”，也迎来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荣归时刻，将在国际政治理论中重新压倒充满幻觉的自由主义理论。七十二岁的米尔斯海默年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巡演”布道：“自由国际秩序”（如其近著的书名所言）是“大幻觉”，只可能在一个自由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中短暂存活，而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单极格局，注定会导致新的竞争与冲突。

这里没有什么是非对错，而是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的冷酷逻辑使然，大国必定会伺机扩张，寻求区域霸权，进而引发大国间冲突。因此，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它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8月在澳洲“独立研究中”（CIS）举办的辩论中，当被问及“新冷战”是否会来临，他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在 学术刊物《国际安全》春季号发表的论文中，米尔斯海默意味深长地写下一行小标题：“The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以墓志铭的格式宣告了这个秩序的寿终正寝之年。

年底传出消息，中美即将签署 阶段贸易协议，但这个好消息既来得太迟、似乎也不足够好，安抚焦虑尚可却难以振奋人心。年伊始，《经济学人》推出了封面专题“两极分离”，告诫人们，“不要被贸易协定所迷惑”，因为“地球上 的裂变”正在发生，“两个超级大国的分裂将会完全改变世界经济，而代价之高难以想象”。

《经济学人》封面

无论以“新冷战”还是“脱钩”来判定当下的势态，都暗示着中国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乃至对抗将成定局。但是，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见证了太多论断，起初言之凿凿，转瞬过眼云烟。焦虑不安的时刻很容易对盘根错节的脉络失去耐心，并将仓促的惊人之语误作深刻的洞见。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转向全面的“遏制”（containment）战略吗？这取决于对中国的认知。冷战之后西方对于中国的发展存在三种主要的论述：崩溃论、演变论与威胁论。它们相互竞争，此消彼长地占据主导地位。崩溃论者不相信中国会发生亲西方的改变，但将赌注压在中国发展的有限时效性。每年都有分析家考察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以及政治隐患，预言这种高速成长不可能长期持续，最终会走向崩溃。演变论者认为，中国在进入自由国际秩序之后，必定被这个秩序所约束和塑造，终将实现和平演化，虽然未必走向“西方化”的道路，但至少能够与西方维持互补合作、良性竞争以及和平共存。而威胁论坚信，中国强劲的崛起以及反西方立场都不可能改变，因此迟早会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如今在华盛顿的精英看来，“崩溃”希望渺茫，“演变”遥遥无期，于是“威胁”便成为关于中国的主导性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论和演变论虽然衰落却没有灭绝，若今后卷土重来也不会令人意外。

那么，弗格森所谓的“华盛顿的新正统”是什么呢？近两年来，一种“新共识”在西方政界与思想界流传：美国以往基于演变论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战略失败了。不断崛起的中国并未按照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温和地融入美国创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而是成为挑战这个秩序的“修正力量”，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现在应当放弃过去温和的接触战略，代之以更为强硬的方式以“规制”中国，这是美国发起 的理论基础。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当下美国分歧严重的两大政党精英之间罕见的（甚至 ）的共识，也是美国外交界、智库以及学术界许多人士的共识。

然而，这种共识会是可靠的吗？老基辛格曾对共识问题有过评论。在二战之后，美国卷入的大多数（对朝鲜、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最初都获得了两党广泛的支持共识，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国内对战争的支持开始瓦解。然后达到了一个转折点，退出战略变成了主要的辩论议题”。他就此总结出一个原则性的教训，“如果进入战争只是为了 有一个退出战略，那么当初就不应该在那里开始。”这是基辛格年在威尔逊中心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八年之后，在中国贸易谈判僵持的时刻，基辛格再度访问北京，他这番洞见格外令人回味，对中美双方都是如此。如果发起“新冷战”最终只是为了停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开始。

基辛格

当前华盛顿的新共识很可能是短暂而脆弱的。至少，在年的大量相关讨论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质疑的声音。首先，三十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可以化约为单纯的接触战略？其次，这种政策是否真的完全失败？ ，也更重要的是，什么才是恰当的替代性选项？在笔者看来，一个未被明述却更为致命的反诘是：即便接触战略的失败是一个事实，这本身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其他选项（比如“围堵”战略）将获得成功，或者不会导致同样的甚至更加严重的失败。这种深层的不确定性，塑造了当前各种对策提案的竞争性、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基本特征。

实际上，目前的所谓共识主要是消极性的，就是承认必须反省以往对华战略的失误，但并未达成关于“应当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积极共识。正如蓝普顿（DavidLampton）所指出的那样，当接触政策已经不复存在，就会出现对于引导性政策的竞争。

在混乱的争议中，我们仍然可以辨识“强硬派”与“审慎派”的不同取向，他们在如何认识与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

强硬派的基本取向是坚定“对抗中国”，在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有些是传统的鹰派人士，也有些是幻灭后的演变论者。最近一个值得